新东方学校的校长俞敏洪与同事杜子华饱餐了一顿甲鱼后，回到位于北京上地小区的家中。从创办新东方开始，俞敏洪就经历无数次内外交困的绝境，每走一步他都觉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虽然他每天振臂高呼、灌输给学生的是“从绝望中寻找希望”的新东方精神，但是他自己也时常绝望到极点。好不容易把新东方这家民营的教育机构经营得红火起来，此时距离他离开北大整整7年。

　　北京盛夏人行道上的热气让他有点心烦气躁，锁好了车，转身进了楼。这栋单元二层与三层的转弯处没有灯，他爬到那个位置时遇到上面下来的两个小伙子。这两个人一前一后跟着他，往他胳膊上就是一针。昏厥、苏醒、求生、得救，这是俞敏洪第一次遭遇劫匪，也仅仅是他人生中面临的并非是戏剧、但充满戏剧意味的诸多关键时刻之一。

　　据后来抢救他的医生证实，劫匪给他注射的麻醉剂是动物园用来麻醉大型动物的，剂量极大，一般人被注射后获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劫后余生的他笑称是“可以喝一斤半白酒”的抗麻醉体质救了他，练就这抗麻醉的体质的历程却不那么轻松，甚至带点辛酸。

　　俞敏洪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梦”的故事，用他自己的话形容是一个“Amazing　Story（令人惊喜的故事）”，只是故事发生的地点不在纽约而是在北京。这是一个具有美国开拓精神的“纽约人”在北京生存下来的故事，是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靠个人的奋斗成就为一位亿万富翁的传奇。他帮助无数怀揣着“美国梦”的中国学生实现了他们出国留学的梦想，而那些想改变自身命运、对外面的世界充满渴望的学子们也帮他发了大财。

　　他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如果在当年高考落榜、留学失败、被北大处罚后他能接受大家的劝说而安静地过日子，那么今天的俞敏洪可能就会仅仅是一个县城师专的普通教师，是北大外语系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副教授，可能就会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过着单位、社会为他设定好的安逸、被动又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

　　今天的俞敏洪更像一个自信的“纽约客”。接受我们专访的这天他穿了一件并不土鳖的蓝白小格子“Nautica”衬衫，深蓝色的裤子与质感很好的黑鞋子颜色搭配得很舒服，窄框眼镜与现在爽利的短发造型都恰到好处地修饰了他的脸形。

　　当然，并不仅仅是外表的改变，他内心的“土味”也越来越淡。他能够自由地发表演讲、点评事情的态度轻松又幽默、不掩饰、不做作、尽量地做到诚实地面对自己和他人。虽然还是会有很多时候，他会面临狼狈和无奈的局面，但是在迄今为止的新东方的众多危机时刻他总能化险为夷。

　　稳稳地站在新东方这艘大船上掌舵的俞敏洪很自信，那是一种拥有了财富、名声、地位和内心强大自我之后的自信，它让他看起来除了拥有以前就具备的亲和力以外，还平添了些许他独有的、男性的个人魅力。今天，谁还能记得清二十多年前那个从江苏江阴农村第三次高考才成功闯到北大，那个脚穿回力鞋、身穿破军装的毛头小伙子的青涩模样呢？

        青春期：与霉运相处的日子

　　估计在中国企业家中，俞敏洪对阿里巴巴的马云会有特殊的感情：两人都是高考连考三年才中。不知道马云坚持到第三年的理由是什么，俞敏洪的理由是“为了不在农村喂猪种地，干农活太苦了”。三年的坚持是俞敏洪在人生漫长的旅途中第一次从绝望中寻找到希望。

　　1977年，文革后第一次恢复的高考在冬季举行。全国共有570万人走进考场，而仅有27万人考入大学。1978年，俞敏洪第一次参加了高考，直到1980年才考中，他和同时代的严介和、李东生、黄宏生等人，都是当时在21:1严酷的录取比率下的幸运者。镶着金色光环、令人神往的大学时代，给他们铺就了一条最有历史价值的人生之路，靠知识改变命运是那个时代的一条最诱人的选择。

　　“反正我第一、第二年高考连个狗屁大专都不要我，我考了三年。第一、第二年的志愿全是江苏省常熟地区师范学院，是一个大专学校。毕业了，想回到家乡农村去当老师，户口转为城市户口，这个是我当时的最高理想。我同学当时有两个考上了最好的学校。其中有一个现在是我家乡的中学和小学联合校长，每年都跑到这儿来让我给他捐款，他就说那才是我真正的母校。”

　　俞敏洪说成功充满了太多的偶然性，历史给予了无数人机会，真正抓住机会的人却少之又少，成就伟大梦想不仅仅需要勇气，可能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理由、一份执拗的坚持。

　　“如果不是他，我的一个同学，我不会考第三年的。那个家伙当时成了我的榜样呢，因为他考上了，我觉得怎么我就考不上呢？所以就有了一个可比性，他并不比我聪明到哪里去，他考上了，我再考一年，可能就会考上。没想到再考一年，考到北大来了。完全是出乎意料之外。”

　　没有人知道，那三年漫长的等待究竟对年轻的俞敏洪未来的人生产生怎样的影响，他只是拼尽全力、以一连串的漂亮数字为自己找到了出路。多年后他创办新东方，始终能在“黑暗时刻”中保持一份难得的清醒，始终未曾宣布放弃，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后为新东方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

　　俞敏洪接受我们的专访时能够清晰地记起这几个数字：“我的总分从300分都不到，一下子就突然蹿到快400分。当年高考比较难，高考录取分好像200分就可以了，我当时考387分呢，北大录取分数是380分，我多出了7分。”他的英语成绩是百分制的93分，而第一年只考了33分，第二年是55分。

　　江苏江阴农村的公社拖拉机手、生产队插秧高手俞敏洪考上了北大，来到了首都北京。

　　不会说普通话，不会吹拉弹唱，江阴第一中学的学生领袖到了北大什么都不是了。“我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最不顺利。普通话不会说，英语口语听说能力一塌糊涂。分到A班，一个多月就给我调到C班，C班属于落后的班。我也没有能力参加班上的各种各样的学生活动。尽管我学习很努力，但就是上不去，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是最痛苦的时候，我人生最痛苦就是在北大的5年。”

　不难想象，俞敏洪在当时北大西语系这个洋味十足的地方会显得多么格格不入，什么年代选择英语专业的学生都不会是一群“土鳖”。新东方另一位创始人徐小平开玩笑地说：“我，北大团委文化部长；王强，北大艺术团团长；俞敏洪？观众！而且是大礼堂某个角落里的站票观众。”

　　比起后来留校后由于在外教书而被北大开除，俞敏洪一再强调5年充斥着挫败感、迷惘、失意和无奈的灰色大学生活更让他刻骨铭心。

　　“被开除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当学生的5年过程是最痛苦的。5年里，我谈过一次恋爱，得了一场肺病，在医院被关了一年。我已经很失落了，对自己基本失去了信心。我交的朋友也只有中学的几个同学。大学的朋友，有很多现在在新东方工作，他们都是与我在北大一起出发的人。那时，我在追随他们，而他们并没有严肃地把我当成他们的朋友看。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觉得他们不仅是我的朋友，还有点老师的色彩。”

　　北大的5年大学生活是俞敏洪人生中最压抑的日子，事事不如人、样样不得意，那时的他沉默寡言、住进医院无聊时就数石头、看红叶，或者一个人静静地写诗。

　　很多年之后，俞敏洪的朋友、和君咨询的王明夫在一次新东方所有高管都参加的讲座上，第一次听俞敏洪朗诵了一首他大学时代、北大燕园未名湖边上写的小诗《一只小蚂蚁》，被感动得“我眼泪差点流出来”。多年之后，俞敏洪钟爱的台湾歌手周杰伦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蜗牛》与它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首小诗似乎就是写给当年失意的自己，它非常简单、却充满了温情，像一个童话中的小孩子在怯生生地喃喃自语。

　　一只小蚂蚁

　　在地上爬，在地上爬

　　太阳升起来了

　　太阳下山了

　　一只小蚂蚁

　　在地上爬，在地上爬

　　老人远看，望着啥

　　看夕阳西下了

　　看一只小蚂蚁在地上爬

　　眼泪静静地流，静静地流

　　一只小蚂蚁

　　在地上爬，在地上爬

　　王明夫认定：“这首用大白话写的诗容易令人感慨，我取了个名字非常沉重，叫大地苍生。它总是让人怀念一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的精神苦难与成长。我觉得俞敏洪在北大的时候，就能写出这种诗来，就注定了若干年后会比他在北大时候很风光的同学要成功得多得多。”

　　在患肺结核养病的日子里，俞敏洪从容地读了600本名著，也许，这是他在北大除了学英语以外的最大收获。

        “超级英文词典”的江湖生活

　　在中国的年轻人中，俞敏洪有着神话般的魔力。

　　曾有这样一个评价：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在哈佛与耶鲁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超过了中国任何一位大学校长。《时代》周刊对他的描述是：这个一手打造了新东方品牌的中国人是“偶像级的，像米奇或者小熊维尼之于迪士尼”。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有张海迪、李燕杰、曲啸一呼百应，而90年代以来，俞敏洪几乎是拥有最多听众的演讲者。他所到之处的演讲，都是人山人海；在国内国外的各种场合经常接受“俞老师好”的招呼。新东方主宰着北京乃至全国的出国培训市场，据不完全统计，在海外各大名校就读的中国留学生中，有70%以上曾在新东方就读。

　　新东方的老师们最爱讲段子，他们喜欢拿老俞开涮。“老俞最喜欢什么？电线杆！”“老俞不会用信用卡，提着一麻袋钱去度假”；“霍元甲里那个插秧的农民就是老俞（伊有技能，是连续三年当地插秧冠军）”；“全世界谁最土？老俞——穿个背后印着‘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的新东方T恤去打高尔夫。”

　　戴在俞敏洪头上的两顶桂冠一个是“留学教父”，另一个是“创业英雄”。他被疯狂英语的李阳比喻为“他(俞敏洪)是教育界的比尔·盖茨”。

　　12年前，34岁的俞敏洪还没有这么伟大的称号，那时他被称作“超级英文词典”，他掌握8万个英文词汇，比一本六七厘米厚的《朗文现代英汉双解词典》还要多一倍，为了备课曾经背破两本《朗文现代英汉双解词典》。

　　2004年1月，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斥巨资在北京中关村核心区购买了标志性建筑——中关村金融中心作为总部办公大楼，这栋建筑像一艘帆船静静地矗立在中关村最核心的中央。俞敏洪把新东方这个当今中国最有名的私立教育机构总部选在中国最优秀的公立大学北京大学旁边。而此时，距离他因为在校外办班、违反校规被逐出燕园快13年了。一介高墙内的彬彬书生一脚踏入江湖后的故事精彩有余、痞气十足。

　　访问者：你怎么看待自己从北大出来的经历，最初创办新东方的时候是否考虑过面子问题？

　　俞敏洪：如果没有在北大当老师的那6年，我肯定就做不了新东方。因为在北大当老师的6年，让我的教育水平日益变得成熟，而且是我在北大当老师的同时，我就已经在培训部兼课了。那个兼课就帮助我把培训的风格和北大的教育风格结合起来，形成了我在新东方的教学风格。

　　其实不存在拉下脸面的问题。当时其实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同学们都出国了，我出不了国。那我就只能靠自己赚钱谋生。然后，又从北大出来了，所以只能是去为别的机构教书。其实到最后我注册一个学校，就已经是从北大出来，比教书更体面了。为什么？毕竟是我自己办的学校，我给自己干。当然当时没想到，办了学校以后，没有人来上课。因为到处都是培训机构，乱七八糟的，学生也不可能相信你。

　　在北京冬日的寒风中，俞敏洪是这样起家的：在中关村二小租了间10平米的平房当教室，一张破桌子，一把烂椅子，一堆用毛笔写的小广告，一个刷广告的胶水桶，“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正式成立，成员两人：他和老婆。

　　北京寒风怒号的冬夜，俞敏洪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刷广告。他一把火烧了自己写的诗，管什么国家大事，一心只想着能在北京养家糊口生存下去。手冻麻了，来两口二锅头暖暖身子。在北大多年被边缘化的生活这次倒是帮了他大忙，没有身段也就不存在放下的问题，没有矜持、不是精英、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寒风中边喝二锅头边贴小广告的俞敏洪，显示出一股痞子的狠劲。

        新东方人都知道俞敏洪有电线杆情结，因为新东方是靠他在电线杆上一张一张贴广告贴出来的。多年以后，新东方创业元老徐小平评论：“俞敏洪左右开弓的糨糊刷，在中国留学生运动史上刷下最激动人心的一页华章。”曾经因为市政建设，来人要拆新东方外面的两根电线杆，他急了，死活不让拆，最后花了7万元才保下那两根电线杆。

　　“贴广告很辛苦，我还常做免费讲座啊，免费讲课啊，没有地方，没有钱等等，非常艰难。但是这一切，并不是时间很长，也就半年左右就过去了。因为后来学生经过我不断做免费上课，真的体会到了上课的意义，后来他们就开始交费、报名，这个时期就过去了。所以等到开‘红大发’的时候，已经很富有了。当时中国有车的人很少啊。反正开一个‘红大发’到马路上转悠，从来不堵车的！”

　　同时，随着俞敏洪迅速壮大，把东方英语培训部从中关村二小折腾到北大六七十人的大教室，再次开着他的“红大发”上路时，麻烦也接踵而至。

　　俞敏洪的名声响了，招的学生越来越多，同时也断了别人的财路。中国的培训市场从来就是一个充满杀伐的江湖。

　　先是俞敏洪的广告被对手覆盖，后来当场就给撕了。1992年春天，俞敏洪的广告员去贴广告，刚准备往上贴，另外一个学校的广告员早就等在那儿，上来就是三刀，被送到医院缝了8针。俞敏洪第一次意识到办学校还要考虑到安全问题、最重要是人身安全的问题。

　　于是，为了摆平这类事件，老俞揣着3000块钱请公安局的警察朋友走进了当时中关村最好的饭店——香港美食城。来北京十几年了，他还从未来过这么高档的饭店。

　　三个警察、俞敏洪和一个陪吃的老师，五个人干掉了四瓶高度“五粮液”。

　　从未应酬过这种场面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公检法打交道的老俞，不会劝酒，也不知道怎么跟人家套近乎。内心紧张、一口江阴普通话也不知道怎么对得上人家的京片子，于是，只能少说、多喝。

　　没过多久，俞敏洪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警察送他去了医院，足足抢救了两个半小时。

　　他一个人喝掉了一瓶半，差点喝死。他醒了的第一句话是哭着喊：“我不干了！把学习关门了！”接下来是撕心裂肺地折腾、哭闹，很多年后有个电视节目采访俞敏洪时问他最希望拥有哪种才华？他回答希望掌握一种乐器，用另一种语言把内心的情绪宣泄出来。那时候，他只能选择哭泣，三十岁男人的委屈倾泻而出。

    　然而哭累了、喊累了、睡够了、酒醒了之后，他二话不说，背上书包去赶晚上7点的课去了，他无从选择，只能面对。只不过，从此，他不必再担心竞争对手寻衅滋事的麻烦，因为以命陪喝相交下来的朋友会关照他的学校。

　　好朋友王明夫在帮助新东方在美国纽约交易所上市后用这样的形容词概括俞敏洪的状态：“挑战，也许读书人要做成事业，面临的是无穷无尽的挑战。我在报纸上，那个时候，我正在北京，他在纽交所敲钟的时候，任何中国的媒体都在报新东方，俞敏洪在那儿光芒四射，但是只有我才知道他今天的成功几乎能够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泣血，是很艰难的，假如他将来走向500亿，当然也会有更大的挑战。”

　　访问者：假设有一条通往内心的道路，你是觉得目标正离你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你拿什么当成自己的最终使命？

　　俞敏洪：我曾经说过办一所世界大学是我最想完成的使命之一。所以，如果让我选的话，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深刻的钻研，让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智者，这样再以智者的身份，来教导或者说和更年轻的一代一代人去切磋。这个东西是我比较想做的，所以当初我没有钱的时候，我最想做的就是一个书院，通过那个书院来研讨这个世界。

　　访问者：作为一个商人，什么样的性格你认为是必须具备的？韧性是你最大的特点吗？

　　俞敏洪：现在商人我不知道咱们怎么界定，如果商人等于企业家的话，那么我觉得他要具备的最特别的，其实是愿意做自己所做的事情，愿意把这个事情做大、做好，而这个事情本身又具备社会意义。这是企业家选择做企业的标准。

　　比如一个充满污染的造纸厂，或者是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工厂，那我肯定不会去做。把污水问题处理好，不污染空气、不污染环境这就是我的前提条件。有纯粹是为了赚钱去做事情的人，那就不是企业家，可以叫做唯利是图的商人。

　　我觉得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是企业家的第一要义。这个社会责任不是说去交了罚款，而是说他做这件事情本身对社会有意义，这是企业家对社会最大的责任。

　　第二个要素就是从个人来说了。我觉得企业家，一个是要有思想，他是要有思想的，没有思想，我认为做企业跟建立一个国家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俞敏洪总结企业家个性中必须要具备领袖气质，“找一帮人干，你没有领袖气质、个人魅力、没有亲和力怎么能行？”他把企业家分成两种，“一种类似我这样的，比较温和，是有一个方向意识的人；还有一种是比较果断的。不论他是哪种人必须具备相当的思想性。就像我们骂人有两种方式，有的时候一个人骂人，是把那个人炒冷饭，有的时候是直面骂人。你被骂了，还觉得那个人很伟大，那个人就是有个人魅力的人。我相信像柳传志啊，他肯定有很多骂人的时候，但被骂了以后，他们还特别服他。因为他骂人的水平、技巧和心态都是特别好的。谈一下中国前20位有名的企业家。你看哪个不具备个人魅力？基本上全具备个人魅力。那种贼眉鼠眼的人，完了，他排在企业家里，不太可能”。

　　回首自己的精神成长史，俞敏洪说：一个男人的生命意志是怎样长成的？起先，年轻的时候，人就像一堆面粉，洁白、纯净、好看，但没有黏性、韧劲儿和分量，一阵风过来，就能吹散了。后来，公司内外、社会各方、黑白善恶、雅俗圆钝，各路神仙、各种力量都加入进来，就像往面粉堆里加水、使劲、搅和、揉捏一样，反复这般，纯洁的面粉就慢慢地被揉成面团了。这时候，开始有了韧劲儿、弹性、张力和分量。继续揉下去，就可成拉面了。一旦成了拉面，那么，用开水煮都不容易煮烂了。一个男人的长成，就是从面粉到面团最后到拉面，不过如此而已。（未完待续）